长达700页的《第三帝国史》 评论引用可疑|失望之书
读一卷你的书胜过读十万卷。有些书真的配得上这种赞美，它们是吸取千万本书成果的精华；但是对于某些书来说，这种赞美是一种讽刺。他们也把成千上万本书放在一起，但它们像一锅烂杂烩一样拼凑在一起。这本700页的巨著《第三帝国史》正面临这样的尴尬。如果只是一本通俗的书，对它的批评充其量是枯燥的、刻板的，像是一本高头的冗长乏味的讲座，但也算是包罗万象。但是，既然作者在前言中把这本书看作是中国第三帝国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注释和书目的格式(注，就是格式)如此符合学术规范，那么我们从学术著作的角度来判断应该更为合适。
当作者用学术放大镜审视这本书时，问题接踵而至。
撰文丨鹿孚德
《第三帝国史》，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01
并不存在的研究空白
首先，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在90年代参与“法西斯体系研究”的研究项目时，“西方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95年出版的《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使中国学者在法西斯体系研究中“相当体会到弯道超车的骄傲”。但作为法西斯的发源地，早在法西斯盛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就发表了各种研究著作。如赫伯特w施耐德和谢巴德B克拉夫的《法西斯主义之形成》(制造法西斯主义者)》、罗伯特a布雷迪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与构造》(德国时尚的精神和结构)》等，包括彼得德鲁克的名著《经济人的末日》(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起源)》。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似乎是西方的一项突出研究，各种著作层出不穷。
只是在1995年之前，当《法西斯体制研究》被写的时候，从《法西斯主义之阐释》的伦佐德菲利斯(Le Relate Azioni del法西斯主义，1977)，到斯坦利佩恩的《法西斯主义：比较与定义》(法西斯主义3360比较与定义，1983)，卡尔弗里德里希的《透视极权主义》(透视中的极权主义，1970)，甚至汉娜阿伦特的著名经典《极权主义的起源》，早在1955年西方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可以称之为一条直线，即使不是日新月异。更有甚者，从1991年的《法西斯新论》到1995年的《法西斯体制研究》，每本书的史料、论述、观点都牢牢地建立在前人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之上。西方学者很难看出哪里有“曲线”，能给人超车的“自豪感”。
这种不可思议的“骄傲”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本书与20多年前的两项重要研究成果《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密切相关。这两部作品经常出现在注释中，从引用前人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果引文隐瞒了出处，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了。
《法西斯新论》和《法西斯体制研究》书皮。
02
存疑的引用
随意翻开这本书的一章。希特勒的《统制经济》引自第四章《摆脱经济危机》第二节。根据注8，这份材料引自“阿道夫希特勒，我的新秩序.第145-156页”，但实际上，整个材料的出处是《告德意志国民书》第3章第1部分第177页，只是作者把“A希特勒：《法西斯体制研究》，纽约，1941年，第145-156页”的注释改为原注释。同样的，从“schacht是精通金融行业的银行专家”到“每年兑换五分之一”，这本书差不多有四段，根本没有标注出处，但这四段其实是从《纳粹经济体制》第176页和第178-179页的内容(包括页面底部的脚注)整合而来的。很多话原封不动。但有趣的是，实际上已经有了“再加工”。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世界历史的精华》的通俗历史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新秩序》的合著者之一。只要翻翻这本书的274-276页，你就会发现这段话基本上是这本书原文的翻版。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法西斯体制研究》开头的合著者之一，即使没有声明出处，也不是问题。不幸的是，这一段是由另外两位德国历史学者李朱利安和而不是作者写的。即使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不需要“取长补短”，这种不直接注明出处的做法还是令人困惑。
另一个令人费解的地方是，作者显然更喜欢在注释中引用原始文献和作品，这确实可以增加这本书的学术专业性和权威性。但前提是引用的文献、资料、论述、观点必须自己翻译，而不是二手引用别人的作品。以本书第四章的《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和第三节的《法西斯体制研究》为例，作者插入了三个表格，并注意到这三个表格均引自杰里米诺克斯和杰弗里普里汉姆(ed。)，关于纳粹主义的文献，1919-1945(杰罗姆诺克斯，杰弗里普里达姆合编《统制经济》)取而代之的是引自张冰洁和黄易编的《材料选《四年计划》第六部分第七节。只是作者稍作处理，比如原书第111页《纳粹文件汇编》的标题改为“第二个四年计划期间各种原材料产量的增加”，单位“千吨”改为“万吨”。其实只要把《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引用的历史文献标在整本书上，十有八九是这本书的。
在这里，作者通过对原始文献的检查，对一些译文进行了修改，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作者引用《希特勒的“四年计划”》 (《四年计划的战略物资生产》标题为《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第97-98页)的时候，翻译做了很大的修改，但即便如此，作者还是要在注解或者参考书目中说明。最奇怪的是，整本书，甚至书后面的书目里，都没有这个选本的一个字。当然也可以抱着最美好的祝愿，相信作者真的是认真阅读了文献汇编原文，而不是根据现有译文进行反向核对。但整体看完会觉得巧合太多。
在引用的这些令人困惑的数据和资料中，最有意思的是第一章第十注引用的内容。这是一条数据，统计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纳粹党的社会构成。证明作者对纳粹党阶级属性的定性分析，——，本身就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式史学的残余。当它出现在一本21世纪的书中时，给人一种时间逆流的错位感，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起源。作者指出，这些数据引自迈克尔卡特的《纳粹党：党员和领袖的社会概况》(1919-1945年)第242页和第256页。引用学术专著没有错。除此之外，迈克尔卡特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历史的著名学者，这本书也是研究纳粹党的名著之一。自然就更能理解了。但奇怪的是，整本书除了这本书，没有其他地方提到这本书。关于这一点，直到我打开《扩充就业面纲领》书的附录才意识到。附录中有一篇周熙凤写的文章《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本文第一条注释引用了这篇文章。只是周熙凤的引语是根据书上的内容整理出来的表格，这本书的作者只是从表格中提取了一些数据。
03
不新的“新”
上面提到的众多问题，可能归结为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一本书的这么多论述和观点都来自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纳粹德国历史上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呢？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本书相对于以往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有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第八章第四节，《纳粹政府关于“减少失业法”，节录》，论述纳粹德国的“地下文化”。虽然这也是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研究，但在21世纪初引入中国时已经是这样了，可以算是一个新的前沿。但是，如果翻一下这一节，你会发现，除了理查德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的《纳粹党：领导者与成员的社会面目，1919-1945》(第三帝国的一部社会史)中的少量零星史料外，大部分内容都只是《法西斯新论》的综合抄本。这本书，翻译出版于2008年，实际上是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格(Rudolf herzog)根据他的同名纪录片写的一本畅销书。
纪录片《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图片。图片来自豆瓣。
那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就像东拼西凑的炖菜，也有它的营养价值。虽然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综合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再撒上一些像盐一样的新发表的作品，但如果你对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感兴趣，或者以更学术的方式，“关注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可以花钱买这本书阅读。
另一方面，欧美学术界几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通俗读物到专业著作，很多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克劳斯费舍尔(Klaus Fisher)的《抵抗运动》(作者认为这本书“有自己的特色，但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水平”)，约瑟夫w本德斯基(Joseph W. Bendesky)的通俗历史书《第三帝国社会史》(第四版)，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y)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 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单卷纳粹德国历史之一)，以及理查德埃文斯爵士最近翻译出版的代表作《第三帝国三部曲》。 在本书第一卷的序言中，埃文斯爵士写道：“很少有历史课题被如此深入地研究过。勤奋的迈克尔洛克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标准参考书目在2000年的最新版本中列出了37000多项；1995年第一版，只有25，000个条目。书名数量的惊人增长雄辩地证明，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不断涌现，从未中断。接下来，埃文斯总结了研究概况，肯定并赞扬了前人和同行所做的努力。声称他的书“试图借鉴前面作品如上述作品的长处”。
虽然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绝对是一部杰作，但当作者声称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专家的时候，却是“写给那些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或者对它略知一二，想了解更多的人看的”——换句话说，这部精疲力尽的杰作只是被作者定义为普通人的通俗历史读物，甚至不敢称之为“研究”，写到这里，我觉得真正的差距在哪里就不言而喻了。